一段时间的喧闹、喝酒、颓废之后,是一段时间的早起、上班、自己做饭、忙碌的家务和庸庸碌碌地活着。
直到一天,一次偶然的熬夜,我惊讶地发现自己一夜没睡居然一点也不困;直到昨天,我不小心从桌肚里牵出CD机的电源线,就突发奇想翻出CD机来听。
其实翻哪张CD都无所谓了,每张都已经听过几十遍。孙燕姿的《未完成》,戴上耳机,却又与高中时听起来,别有一番感受。
高中那时,每天回家就是吃饭,洗澡,开始看书。每天都这么习惯了,坐在书桌前自然而然地开始打盹。高一高二的时候还只是睡一小会,高三劳累的日子里,往往倒下就是几个小时,醒来时已经是夜里1点多,一桌子都是口水。为了避免打湿不菲的课本和练习材料,我不得不找一个方法来避免睡着。我尝试了喝茶,喝咖啡,结果当我发现我喝了四杯咖啡还是睡倒在桌上,留下一桌子口水和最后半杯咖啡的时候,我想到了听音乐。
家里给的零用钱,偷偷藏在书包里假称花完了,再跟爸妈要,然后攒下来去买CD。那个时候,坐在桌前,我所有的CD都在我右边的柜子里,用尽全力伸手刚好能够着;每天晚上我听着音乐,做着作业,嘴里哼哼唧唧,进而开始一整首都跟着唱,进而开始大吼大叫,骚扰四邻。
看书到深夜,对着漆黑的窗口大吼大叫,在鼓点和贝司的轰鸣中,想象自己站在那样的舞台上——期待着,那样璀璨的未来。时间一晃,我就莫名其妙考完了高考,莫名其妙来了南大。
考上南大,我属于幸运的,数学卷极为简单让我这个数学白痴发挥到了135分;找人打听了内幕据说分数线会在我分数之下,于是冒险填了南大。结果我只比分数线高了两分,一点都没浪费。虽然分数不高,但总算也是上了当时号称排名第三的南大,收到大红的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,感到特别自豪。
来到学校的那一天,锣鼓喧天,彩旗遍地,振聋发聩,野兽横行。啊不是,只是想表达人太多,场面太乱而已。我已经不记得我是否写过这样的回忆文章,但我还记得我当时的评价:大学是不是每天都像这样搞文革?
一点不假,那个时候真的以为大学是一片完全不同的天地,完全不同于外面的社会,学生每天处于癫狂状态,说闹事就闹事,说集会就集会,整天有人站在马路牙子上演讲,有人在饭堂里号召大家把万恶的食堂砸掉——靠,要真有就好了。
真正呆了几天,才明白就这么回事。走来走去的是穿着拖鞋的闲人们,行色匆匆的抱着一堆书的女生,开着轰鸣的摩托的小卖部老板,躲在各种阴暗的角落纳凉的清洁工。但不管怎样,一大群热血并且闲得发慌的年轻人聚到一起,总是快乐而又烦躁的。我们努力尝试着各种骗人文学作品中描写过的大学生活,夏天的夜晚,大家尝试开卧谈会,结果总是没说几句就以我的冷笑话收场,所有人睡着;我们努力去做家务,洗衣服擦桌子晒被子,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发现了洗衣房,于是我们过上了懒汉的生活;我们成群结队去上课,去吃饭,去图书馆,去听讲座、参加社团、看大教室里的免费电影,很快,当我们的生活时差已经前后相差近6个小时的时候,每天下课的时候能看到另一个人起床已经是一个奇迹。
即使这样,我们还是抱有梦想。大家在各个宿舍之间流窜,交流学吉他的经验;在楼道里高歌,并且认真的讨论开一个演唱会需要的准备工作;去开一个又一个冗长无用的社团会议,发一份又一份难以降解的传单和广告,以为当上了社团或者学生会的负责人就有多大好处;有人也曾(不是我)在大一进行过苦读,有人尝试去背英汉词典,有人尝试熟读论语春秋,有人买来了世界名著,有人每天去自习并且乐此不疲。我们都相信,自己所做的事情,是最重要、最有意义的。我们都相信,自己所做的事情,必将带来自己所希望的,那个未来。
未完成的我
一出现就要有表现
生活在世界
未完成是个期待我想一切就像
绕个路
拐个弯
要负责任
别偷懒
在逼着我成长
——摘自孙燕姿《未完成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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